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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何以成为蜚声海内外的“真菌王国”？

　　中新社昆明9月27日电题：云南何以成为蜚声海内外的“真菌王国”？

　　——专访斯里兰卡真菌专家萨曼塔

　　作者时文枝

　　雨季是云南一年一度的“菌子季”。见手青、鸡枞、松茸……这片仅占中国国土面积4.1%的土地，却拥有野生食用菌900余种，占全球30%、中国90%，是名副其实的“真菌王国”。为寻找、研究和保护真菌，十多年来，来自斯里兰卡的真菌专家萨曼塔·康德拉纳特·卡鲁纳拉特纳(Samantha Chandranath Karunarathna)走遍云南16个州市，以论文、图鉴及科普的方式，把云南真菌多样性故事呈现给世界。近日，萨曼塔在云南曲靖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分享他对云南真菌多样性研究的观察与思考。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在云南研究真菌多年，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萨曼塔：丰富的菌种资源、深厚的文化土壤、有力的政策支持、自由的学术氛围……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比云南更适合开展真菌研究。这里能满足一个真菌学家所梦想的一切。

　　云南独特的地理区位、复杂的地形地貌与多样的气候类型，不仅孕育了“动物王国”和“植物王国”，更滋养了丰富而独特的真菌资源，使云南被誉为“真菌王国”。作为大型真菌的一种，在全球已知野生食用菌物种中，约三分之一在云南均有分布，这为科研人员开展真菌多样性野外调查提供了重要支撑。自2009年我首次到昆明开展野外调查，就被这里的真菌资源深深吸引。我的博士学位虽在泰国获得，但绝大部分的实地调查和真菌学知识都源自云南。从2016年赴昆明开展博士后研究，至今在曲靖师范学院任教，十年光阴里，我就像是一朵“出生在斯里兰卡，但生长在云南的野生菌”。

　　除科研宝库，云南人与野生食用菌之间独特的“共生文化”同样令我着迷。在国外，人们通常只单独烹饪一种野生食用菌；而在云南，十几种野生食用菌可以一起放入鸡汤中煮火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里，野生食用菌不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沟通的载体。这种文化推动我的研究从实验室走向田野，转向以社区为中心的民族生态学。我深刻意识到，要真正理解、识别并可持续利用真菌多样性，必须尊重当地人的传统饮食智慧。

　　当然，中国政府、高校及企业提供的技术支持、科研设施、资金保障及自由的学术氛围也至关重要。截至目前，我们团队已发现并描述50余个野生菌新种，并与当地企业合作推进新型食用菌的驯化栽培，使科研成果得到有效转化。我还编撰出版多部真菌图鉴，深入社区开展科普活动，并在国际期刊发表数百篇学术论文，把云南真菌多样性故事带向世界学术舞台。

2026年5月13日，食客在位于昆明市的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挑选牛肝菌。中新社记者李嘉娴摄

　　中新社记者：作为真菌专家，你认为斯里兰卡与中国在真菌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方面有哪些异同？

　　萨曼塔：斯里兰卡与中国都拥有丰富的热带与亚热带森林，真菌资源非常丰富。我的家乡康提有着闻名世界的佩拉德尼亚皇家植物园，而云南则是举世公认的“野生菌王国”。双方在真菌多样性保护方面都下足了功夫，但路径与重点有所不同。

　　作为全球真菌研究的宝库，中国的优势在于集中、大规模的科研经费投入、先进的科研基础设施和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尤其在食用菌规模化人工栽培方面，中国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并形成多元的野生食用菌饮食文化。相比之下，斯里兰卡的科研更侧重以生物多样性为核心的生态野外研究，虽拥有大量尚未系统调查与评估的本土真菌物种，但作为食物资源的实际利用十分有限。

　　在真菌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方面，双方互补空间巨大。斯里兰卡可借鉴中国完善的资源保藏体系，建立国家级真菌生物资源中心与基因数据库；引入中国先进生物技术，推广适应性强、经济价值高的食用、药用菌种，并共建联合培养与科研交流机制，加强人才培养。而中国可借鉴斯里兰卡在定性化、野外为主的民族真菌学与保护研究方面的经验，以及让学生早期参与实操、培养创新思维的教育模式。此外，双方还可围绕冬虫夏草、灵芝等特有野生药用真菌资源开展联合调查，为生态系统的保护提供科学支撑。

　　中新社记者：面对菌种基因差异大、部分菌类难以人工驯化等难题，你和团队是如何实现突破的？

　　萨曼塔：为在真菌驯化与遗传变异管控上取得突破，我们从传统的试错栽培转向精准分子育种与生态工程优化，研究方向不再单纯依赖商业菌株，而是充分利用野生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克服自然的生物学限制，解码并人工复制真菌的微生态环境，绕开传统依赖子实体的培育路径。

　　基于此，我们不仅持续发现和描述野生菌新物种，还通过校企合作，成功在菌棒中鉴定出曲霉、链孢霉等多种致病真菌，并提出科学的病害防控建议。

　　大型真菌除作为食材外，在医药、酿酒、工业发酵等领域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实践证明，科学、高效地利用真菌基因资源是最为切实可行的保护途径。当前，我们正通过人工驯化、良种选育、人工栽培与仿野生培育，将羊肚菌、竹荪、金耳、大球盖菇等菌种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既减少野外过度采集，又保障市场供给，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双赢。这也正体现了“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理念。

2026年5月27日，萨曼塔(左一)与学生在实验室做真菌实验。白玲摄

　　中新社记者：云南在真菌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实践经验能为全球提供哪些独特智慧？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锐减具有怎样的意义？

　　萨曼塔：云南是研究物种演化、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管理的“天然实验室”。这里的真菌多样性保护之路将文化传承、社区实践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堪称全球典范。

　　云南最独特的智慧在于，将基层社区的生态保护行动与国家乃至国际层面的政策制定相贯通。例如，通过出台《野生菌保护利用管理办法》及“封山育菌”“保育促繁”实践，直接遏制了对野生食用菌的过度采收，保障孢子发育和菌丝网络，将掠夺式的采集转变为可持续、社区共治的生态管理模式；以设立生态环境部门生物多样性保护处、实施“极小种群物种”保护行动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当下，依托保护优先、科学利用、科普赋能，云南已走出一条真菌资源可持续发展之路。20世纪70年代至今，云南相继出版《云南食用菌》《西南地区大型经济真菌》《云南大型真菌图志》等专著，系统总结云南大型真菌的物种多样性和资源状况；今年5月底，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与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正式上线运行，前者为西南大型真菌识别、鉴定、资源普查等提供数字化平台，后者则推动真菌学研究向数据驱动转型。

　　云南经验证明，经济快速增长与生态保护可以并行不悖。《2025年云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四五”期间，云南生态环境质量指数(EQI)五年均值达73.92，稳居中国西南第一；云南生物多样性丰富度中国领先、生态胁迫程度整体较轻，生态系统格局稳定、功能完善。这不仅是中国的财富，更是全球的希望。期待未来中国能与更多国家加强在真菌领域的研究与合作，共同发掘生物的多样性与价值，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力量。(完)

　　受访者简介：

萨曼塔。白玲摄

　　萨曼塔·康德拉纳特·卡鲁纳拉特纳(Samantha Chandranath Karunarathna)，来自斯里兰卡，现任曲靖师范学院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真菌的分类、系统发育和驯化，目前已编撰出版多部真菌图鉴，发现并描述野生菌新种50余个，并在国际期刊发表360余篇学术论文。曾获云南省友谊奖，获评“黑牛肝菌全球推广大使”称号。

责任编辑：曹子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