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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肖像·历史人物：贵州近代教育的开拓者雷廷珍

贵州肖像·历史人物：贵州近代教育的开拓者雷廷珍

　　雷廷珍（1854 — 1903），字玉峰。贵州绥阳人。经史学家、教育家，贵州经世学堂创办人之一，贵州近代教育的开拓者。

　　甲午之战中国惨败后，民族灾难深重空前，先后涌现出一批爱国先贤，如津门严修、贵筑李端菜、绥阳雷廷珍等，为挽救中华民族垂亡，他们深入思考中国贫弱的原因，认为“天下之治乱视乎人才”，选育人才要“敦品励学，讲求实用”，即民族复兴必须从改革旧教育建设新教育体系，从培养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型人才入手。国家的兴衰治乱，根本在于人才，而人才之本源，乃在于学校之教育培养。

　　清光绪十四年（1888），雷廷珍考中举人，他精通经史，服膺于顾炎武经世致用之学。他对科举之弊痛心疾首，放弃了仕进之念，全身心投入经世之学，回到贵州后在家专心著书。雷廷珍不迷信古人，敢为人先，打破传统，提出“以时中为宗旨，以大同为依归”，大胆将西方先进思想和学术引进来“合炉而冶”，以改造中国传统经学。他认为要把西方自然科学成果引进课堂，“讲中学以通经致用，讲西学以强国富民，不拘一格培养人才”。他以实学的治学理念，践行于教育事业，以至声名大振，刚走进贵州的严修感叹“不意于黔中乃见大儒”。

　　清光绪二十年（1894）底，天津严修提督贵州学政。光绪二十一年（1895），严修开设贵州官书局，首开贵州官府印行图书之例，成为黔省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和维新思想的一个重要场所，还聘雷廷珍主持书局。官书局的开办与运营，不仅疏通了近代新思潮在贵州的传播渠道，更是贵州出版印刷事业的发端，在贵州文化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贵州官书局成立后，陆续刻印了王阳明的《尊经阁记》、张之洞的《酋轩语》、田雯的《黔书》、张澍的《续黔书》等图书。除了刻书，贵州官书局还经营贩售他省刻印的书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因贵州交通梗阻、信息闭塞，而广大民众渴望新知识，了解文化新动向的需求的问题。

　　严修主张学校教学必须学兼中西，“师夷长技”，把改革书院的教学和课程视为当务之急。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倡议“变通书院”，选择省垣离学政署较近的学古书院为重点。当时，贵州师资、设施都不具备为天下先的条件，众人对改革书院旧制颇存疑虑。然而，雷廷珍积极配合严修，与严修召开了各书院山长和学师会议，争取大家支持，并征得省府各官员同意，决定将贵阳学古书院作为改革试点。严修欲选雷廷珍为书院山长，对雷廷珍说：“先生屈就山长，并非我一人的主意。省、府、州、县各长官，也倍加推崇。细数黔中人才，非先生莫属。”雷廷珍应承山长之职，积极参与筹建事宜。从选调各属高才生，组织考试，聘请良师，增加经费，添置设备，到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完善规章制度，制定奖惩条例，雷廷珍均参与筹划。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贵阳学古书院改办为经世学堂，并选调各县优秀生员四十名入学经世学堂。雷廷珍作为堂长，拟定了学堂章程，后经严修修改后定为《学古书院肆业条约》十二条，是一份较为完备的教学改革管理章程。

　　学堂课程开设经史、算学、格致，并讲授时务、政要等。雷廷珍主持书院期间，传导“与时变通”的理念，他认为算术在上古属于“六艺”之一，是士的基本素养，今人不可耻习算学，多次将算学题作为选考内容，鼓励学子加以钻研。雷廷珍不仅主持堂务，还要主讲经学。雷廷珍在贵阳讲学，受到教育界和学术界赞赏。他提倡教学和研究经学，都必须通经为体，追本求源，匡时为用，著有《经学正衡》《时学正衡》《声韵旁通》《文字正衡》《时义列传》等书。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严修任满后离开贵州。次年戊戌变法失败，保守势力抬头，雷廷珍慨然于新旧学的纷争，又厌倦于政治的腐败，黯然离开了经世学堂。在学生刘显治等人的邀请下，他来到兴义，被礼聘为兴义笔山书院山长。后湖广总督张之洞再三邀请雷廷珍赴武汉执掌两湖书院，雷廷珍在北上至重庆途中不幸病故，临葬绥阳。

　　贵阳学古书院改办为经世学堂，被视为开黔省新教育之滥觞。雷廷珍的功绩在于开拓了贵州的近代教育，使清末民初时期的贵州出现人才喷涌的现象。贵州经世学堂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影响下，培养的40多名学生成为贵州历史上第一批兼备中西文化的人才。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在贵州的各个领域取得了成就，如黄干夫与同仁创办了贵阳达德学校，姚华成为北京京华美术学校的首任校长，周恭寿曾任民国贵州省教育厅厅长等。经世学堂成为贵州传播西学之摇篮，宣传变法图强的第一阵地，虽已消失了近一个世纪，但雷廷珍对贵州教育事业、人才培养的奉献精神和丰功伟绩，永远彪炳史册，垂范千秋。（资料整理自贵阳历史文化丛书·人物《贵士名贤》）

责任编辑：杨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