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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人物丨坂本龙一：左手东方调式，右手西方和弦

　　中新社北京4月29日电题：坂本龙一：左手东方调式，右手西方和弦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仇广宇

　　70岁的坂本龙一坐在钢琴前，弹奏那首他已弹奏了成千上万次的《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他依旧戴着标志性的圆框眼镜，穿着合身的黑色西装，一头白发在黑白画面中闪耀着。除苍老了一些，他一如年轻时那样时髦。

资料图：坂本龙一。

　　这是一场公开的告别。2022年12月11日，因癌症病情再度恶化，坂本龙一担心自己再也无法进行演出，于是向全世界直播了一场“最后的”音乐会。人们看到的画面和音乐，是他分段录制好，再剪辑出来的结果。2014年，他曾患上咽喉癌，此后病情趋稳，但2020年6月又确诊直肠癌。

　　玩乐队，演电影，得大奖......在好运和才华的庇佑下，坂本龙一把人生的前五十年活成了一部天才成长史。直到中年，他都保持着自由放任的心性，和似乎能无限挥洒的创造力。但此后连续两次患癌的打击，社会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从自我的世界中走了出来，开始用音乐去关注社会、关注他人，持续释放的善意也获得了回馈。据雅虎新闻网等外媒消息，日本作曲家坂本龙一于今年3月28日去世，享年71岁。

　　标志性的“东方之音”

　　1988年，36岁的坂本龙一凭借在《末代皇帝》中的配乐，捧起了奥斯卡最佳配乐的奖杯。这本该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但直到晚年，他回忆起这件事都还觉得不真实，甚至只担心会不会在台上出丑。

截图自中新视频

　　他是怎么走到这个领奖台上的？最初，他只是想组个乐队，玩一玩当时最前卫的电子乐，最开始出唱片时没在日本掀起水花，反而先在欧美红火起来。此时，坂本龙一极富特色的东方面孔吸引了日本导演大岛渚的注意。1983年，他邀请坂本龙一在《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中饰演一个角色。

　　正是因为参演这部电影，1983年，坂本龙一在戛纳影展上结识了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贝托鲁奇同样沉迷于对东方的兴趣中，那时他正频繁地跑到中国采风，筹备关于溥仪生平的电影《末代皇帝》。

　　1986年，坂本龙一起初作为演员跟随《末代皇帝》剧组来到中国。青少年时期，中国元素对他有着强烈吸引力，他在歌曲《东风》中借鉴过《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旋律。他跟着剧组去了北京、长春和大连，史无前例地进入了紫禁城拍摄。他眼中，那时的中国街头仍是灰暗的颜色，却隐约透露出活力，百货商店里，人们抢购东西时的声音让他感受到市井气息。在他脑海中，这些声音、色彩构成的印象，直到晚年都还栩栩如生。

资料图：坂本龙一。

　　但演员这项工作就没那么有趣了，他一直过得有些别扭。直到贝托鲁奇突然要求他帮忙写一首音乐，用作剧中溥仪“登基”为伪满洲国“皇帝”时的背景音乐，现场交由乐团演奏，但留给他的时间只有几天。他拿出了更大热情，最终在几天内交出了让贝托鲁奇满意的音乐。拍摄结束后，他又接到贝托鲁奇创作更多配乐的要求，只好在短短两个星期内疯狂创作、找乐队排练，交出40多首乐曲。

　　时过境迁，这次经历却有了最耀眼的成绩。他一直记得，颁奖台上，传奇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话：“今年是属于《末代皇帝》的一年。”坂本龙一这个当时还很年轻的日本作曲家，从此跻身世界电影配乐大师的行列，未来，世界各地的电影人将因为这份信任，将自己的作品交给他。

　　漫长的青春期

　　因获奥斯卡奖，坂本龙一持续在全球走红。随之而来，“教授”这个雅号也传遍了全球。这个绰号来源于刚刚组乐队时，搭档高桥幸宏被坂本龙一的高学历和知识储备震惊，脱口而出了“教授”这个词。不得不说，这个雅号相当适合坂本龙一，他的确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大江健三郎的文学编辑，母亲是设计师。

　　耳濡目染，让他形成了凡做音乐必搞研究的习惯。为贝托鲁奇写作《末代皇帝》的音乐时，他其实不懂中国音乐，一口气买了20多张中国民乐CD，把中国的琵琶、古筝等乐器融入西洋管弦乐。写作《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的主题音乐时，他用融合的方法写出了那段知名旋律：左手用的是东方的五声调式，右手则运用西方音乐的和弦，配乐中本该有圣诞节的教堂钟声，他却把它们改为东南亚乐器“甘美兰”，呼应着故事发生的地点爪哇岛。最终，这首结合了东西方文化的曲子，感动了全世界。

截图自中新视频

　　除了知识分子气，他身上更明显的色彩还是自由、叛逆，这是时代带给他的烙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摇滚乐、嬉皮士运动从美国传入日本，追求平等、和平、公正和反战的左翼思潮、东方禅宗思想在年轻人中流行。

　　无论小环境还是大环境，坂本龙一都没有被催逼着去过一种刻板的生活。“捡碎活儿”的日子里，他认识了很多民谣、摇滚歌手，被他们信任，也遇见了乐队搭档高桥幸宏、细野晴臣，他们拉着他走上了电子乐的道路。那个全球青年都在叛逆的时代，保存了艺术家们身上极强的创造力，很多人打破了学院派的藩篱，随时随地都在创造。

　　在死亡的阴影下重生

　　黄金时代总会结束。移居纽约十几年后，似乎平常的2001年9月的一天，准备吃早饭的坂本龙一看到了令他终生难忘的场景：窗外世贸大楼已被飞机撞穿，浓烟滚滚，耳边长时间响起刺耳的警笛声。他亲眼见证了“9·11”事件。他突然发现自己陷入对战争的恐惧。为了缓解焦虑，他和朋友一起编了一本叫作No War的言论集，强调不能以任何原因发动战争。这是他作为一名艺术家，第一次旗帜鲜明地表达出艺术之外的政治观点。

　　他渐感时代在转向，身边极端的言论越来越多，和平的日子开始蒙上了阴影。从那时起，他开始思考用音乐发声的方式。渐渐地，他做音乐的方式也显得越来越离经叛道。2002年，他跑到人类的“起源地”肯尼亚，想看看人类的“发源地”有什么样的声音。过了几年，他又跑到格陵兰地区，把录音设备扔进冰洞，录下了冰川融化的声音，戏称自己在“钓音”。

　　2012年，他为福岛核电站事故中的灾民演奏，希望他们能在音乐声中安然入睡。他在用音乐介入现实，这是艺术家约翰·凯奇“将日常加入音乐”带给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