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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与中国，两大古文明的初识

　　中新社北京11月24日电题：希腊与中国，两大古文明的初识

　　作者乔治斯·斯泰里斯希腊雅典大学哲学系教授

　　希腊与中国，尽管地理上相距甚远，看似彼此阻隔，却都孕育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明。作为西方世界与东方世界的“支柱”，古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是当代学界公认的古典文明，两大文明所倡导的基本原则与价值观，至今仍支撑着全球秩序的架构。

2023年7月6日，良渚与世界——“良渚古城·雅典卫城”中希文明对话活动在浙江杭州良渚举行。图为希腊著名戏剧家Lydia Koniordou跟随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茅威涛学习和体验中国戏剧文化。中新社记者王刚摄

　　数百年来，主流观点认为，希中两大文明在15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前完全隔绝。但现有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有证据显示，古希腊人与中国人早在更久以前就意识到彼此的存在。

　　这方面的最早记载之一，来自公元前5世纪末至公元前4世纪初的古希腊人克特西亚斯(Ctesias)。他是克尼多斯城邦的一位医生兼历史学家，曾供职于波斯帝国宫廷。当时，克特西亚斯根据波斯档案、东方商人和使者的报告，撰写了有关波斯人和印度人的著述，并在其中提到了中国人，他称之为“赛里斯人”，即丝绸生产者。在他的描述中，中国人体格魁梧、寿命极长，据称能活两百余年。

　　在古希腊的地理观念里，“赛里斯”(Sēres)指中国西北部地区及其居民。该名称源于希腊语中的“丝绸”，意为“丝绸来源之地”或“丝绸之民”。这一区域以南为“秦尼”(Sínae)，是古希腊人对居住于已知世界最东方的人的称呼，大致在今中国西安一带。

2024年11月20日，“希腊人——从阿伽门农到亚历山大”展览在位于北京的首都博物馆开幕。中新社记者易海菲摄

　　公元1世纪，古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在其著作《地理学》中记载，赛里斯人的寿命比古印度穆西卡努斯(Musicanus)地区的印度人更长，而据记载该地区印度人的寿命可达130岁。

　　公元2世纪，著名希腊地理学家克劳狄乌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将赛里斯人和秦尼定位于大亚细亚(Asia Major)的最东端。他在《地理学》中写道：

　　“大地上的人类可居部分，其东部边界为未知之地，与大亚细亚最东之秦尼国及赛里斯国为邻……已知世界的最东端，乃以穿越秦尼都城的子午线为边界。”

　　公元4世纪，来自古希腊城邦赫拉克利亚的马尔西安(Marcian)重申了这一观点，他指出：“秦尼诸邦位于可居世界的尽头，毗邻东方的未知之地(Terra Incognita)。”

　　这些古典文献的记载，不仅展现了古希腊人对遥远东方的认知，也体现了他们对已知世界边缘的想象和宇宙观。在那里，商贸往来、奇观异景与人类栖居的界限相互交织。

　　数世纪后，拜占庭帝国最博学的学者之一尤斯塔修斯(Eustathius)，在评论亚历山大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Alexandria)所著的一部地理作品中指出：中国人以其格外长寿著称。这一记载不仅与克特西亚斯的早期描述遥相呼应，更揭示了古希腊传统中关于东方的认知——无论其中掺杂多少神话成分——依然保持延续。

　　同样重要的，还有11世纪塞弥翁·塞斯(Symeon Seth)的论述。这位生于安条克、活跃于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军官兼医师，同时身具天文学家与阿拉伯文献翻译家身份。他在其著作《自然要义》(Conspectus rerum naturalium)中写道：“这些中国人栖居世界极东之境。奉希腊之理，然极为正直。”

　　这里所谓中国人“奉希腊之理”，实则可能指其为非基督徒。这是拜占庭语境下的惯常表述，“希腊人”常被用来泛指基督教诞生前或多神论的世界观。然而，该论断却意义非凡，因为它是最早明确将希腊人与中国人以及两者的思想体系进行类比的尝试之一。

2024年12月31日，位于太原市的山西博物院开启跨年夜活动，推出“理想与光荣——古希腊古罗马雕塑艺术展”。中新社记者韦亮摄

　　在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徐晓旭教授的研究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内容。他发现，关于公元1世纪东汉使臣甘英的记载中存有关键线索。甘英奉领班超之命出使大秦(罗马帝国)，但最终未能抵达罗马境内。当时的帕提亚人为垄断商路，援引了波斯湾“海怪横行”之说，劝阻其横渡波斯湾——这与他们用来阻拦罗马和希腊使者东行的手段如出一辙。

　　然而，在波斯湾地区滞留期间，甘英可能接触了古希腊文化元素，其中也可能包括《荷马史诗》。据徐晓旭研究，有关甘英的历史记载中，有与《荷马史诗》之一《奥德赛》内容极为相似之处。《晋书·四夷传》中载：“汉时都护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国，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怀。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而《奥德赛》的诗中提及，听到海妖塞壬歌声的人，“无法回到家里见到妻子和孩子在身边欢乐”。徐晓旭由此判断，劝止甘英的“船人”，或熟悉《荷马史诗》并将其中的诗句转述给了甘英。

　　综上，这些古老记载提供了有力证据，或可证明古希腊与中国文明间的接触，纵非直接往来，也存在间接知识传递，而且发生时间可能远早于学界的固有认知。两种文化在科学探索和哲学思辨方面的共同追求，值得更多学者予以深入研究。

　　希腊学者和中国学者应负起责任，共同探索希中两大文明在文化思想上自古至今的交流往来。这一研究领域前景广阔，必将有更多意义深远的发现等待着我们。(完)

　　作者简介：

乔治斯·斯泰里斯。作者供图

　　乔治斯·斯泰里斯(Georgios Steiris)，希腊雅典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任国际孔子协会第七届理事会成员、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客座教授。曾任希腊哲学学会秘书长。著有Maximus the Confessor as a European Philosopher (《作为欧洲哲学家的马克西穆斯》)、The Oxford Handbook for Dionysius the Areopagite(《牛津狄奥尼修斯手册》)等。

责任编辑：李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