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汉学家｜法国汉学家卢逸凡：将中国古典文学搬上现代舞台

　　中新社北京8月8日电 题：法国汉学家卢逸凡：将中国古典文学搬上现代舞台

　　作者 田静

　　今年以来，多项中法艺术交流项目在两国举行，参加了多场交流活动的法国人卢逸凡(Ivan Ruviditch)是助力中法艺术文化交流的践行者。

　　作为在上海生活了十多年的汉学家，卢逸凡对中国文化情感深厚，多年前对古典喜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的改编，使他声名鹊起，并获得了2019年上海市政府颁发的“白玉兰纪念奖”。

　　卢逸凡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中国古典文学在寻找大众比较容易接受方式的同时，更应让其文学性及文雅脱俗的内涵不打折扣。

　　一次复杂而有趣的尝试

　　卢逸凡读高中时就对古老的文明很感兴趣，曾经想过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后来转向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在法国南部的家乡，他结识了许多中国留学生，对中国文化有了初步了解，后来前往法国普罗旺斯大学的中文系(中国学系)深造。“因为特别喜欢学中文和读中国古代方面的书，就像一种爱好，学习很积极，考试一点也不紧张，成绩自然都很不错。”卢逸凡说。

　　2018年，卢逸凡在上海与三位同样喜爱文学的中国好友一起，将关汉卿的元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改编成现代舞台剧。这一将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舞台艺术结合的大胆尝试，受到观众一致好评。有评论称：“原以为由外国人导演此剧最终会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结果却大出所料，非常忠实于原著……将原本从书上只能意会而无法切身感受到的情景演绎成一部古今交融，风趣幽默的喜剧，且剧中所表达的婚姻爱情观于今亦有现实意义。”

　　谈及改编创作过程，卢逸凡坦言遇到不少挑战。首先，把元杂剧剧本改成话剧剧本，除了元代的语言与现代汉语差异很大，更复杂的是元杂剧的结构与话剧非常不同，元杂剧情节有时变化很突然，而话剧一般不会随意转变，需要有递进、转折的过程。

　　此外，话剧的表演形式比较现代，但演古装戏不得不考虑风格上的问题——表演方式、古代服装和布景，既要有历史感，又不能完全按照复古的方法设计舞台表演，掌握好中间的尺度并不容易。为此，他们专门邀请苏州昆剧传习所的昆曲演员对话剧演员进行培训，并由法国服装师在参考了大量中国古代资料的基础上，设计和裁剪演出服装。

　　卢逸凡认为，将话剧和戏曲结合在一起是项复杂但有趣的工作，也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尝试，他将来还会在这个领域继续探索。

　　一种改编经典作品的平衡

　　近些年，古典文学改编的作品受到读者或观众青睐，如前两年走红的古装电视剧《梦华录》正是基于《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改编。对此，卢逸凡表示，电视剧受欢迎，一定有它的优势。但《梦华录》只是借用了关汉卿的几个角色和部分故事情节，后面电视剧加的内容非常多，和原著关系不大。

　　卢逸凡表示，改编这些古典文学作品，首先需要深入了解作家的想法和目标，至于如何改编则有不同的选择。现在比较流行的是采用通俗的方式改编，比如音乐剧或电视剧，因为有人认为这样年轻人和大众才会喜欢。但把古老的文学作品大众化的同时，能否保留它的精髓，保证其内容和水平，更值得关注。

　　他举例说，很多人看过《巴黎圣母院》的音乐剧，而且特别喜欢。不过，在法国的文化界、戏剧界谁都不会提这样的音乐剧，因为它本身很通俗，舞台审美一般，歌词简单，像流行歌曲一样，和雨果的原著相去甚远。卢逸凡介绍，雨果的语言非常抒情，具有史诗般的品质，且学问颇深，处处都是历史和典故，他的作品有一种普遍性和预言性的维度，改编这些经典作品的同时，如何保留好它们的文学价值和境界才是真正的挑战。“这一点，中国古典文学也一样，在寻找大众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的同时，更应让它们的文学性及文雅脱俗的内涵不打折扣。否则，实在对不起古人。”卢逸凡说。

　　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不喜欢太严肃、深刻的作品，在工作后更倾向于娱乐性的内容。对此，卢逸凡持不同观点，“我觉得这是小看民众了。况且文化人的使命本来就在这里，是要思考如何帮助民众接近真正的优秀文化，往上走，而不是降到最通俗的水平。”

　　一种东西方文人表达情感的对比

　　作为汉学家，卢逸凡的学术和创作之路不仅展现了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造诣，更体现了他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思考。在排练《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时，他发现关汉卿原著里的幽默感和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喜剧十分相像。尽管文化不同，但很多喜剧性桥段高度相似。中国古典戏剧与西方古典戏剧基本上都包含情境的滑稽、语言的滑稽、动作的滑稽还有张冠李戴等各种喜剧效果。

　　当然，在卢逸凡看来，中国古典戏剧与西方古典戏剧也存在诸多差别。比如西方的古典戏剧是戏剧诗，和诗歌采用同样的格律，比较长且用对话形式。而中国戏曲最精彩的是唱，属于词曲，对白(宾白)只是辅助。

　　中国的戏曲里有很多诗词，卢逸凡在将中西方古典戏剧作对比的同时，还通过研究诗词发现，中西方古代文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完全不同。他列举唐朝诗人常建的诗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看起来只是描写一座禅寺，但“曲径”和“幽处”，还有“花木深”，也暗示了禅寺里修行的人早已脱离了红尘，展现了高洁又超脱的品质。他认为，中国的古代诗词里，看起来都是在赞美风景、描写山水，事实上，都是在讲“情”，中国诗歌是一门暗示的艺术。西方古代的诗人也会像中国诗人一样使用明喻、隐喻等各种比喻和修辞手法，但还是更倾向于直接表达情感。

　　在卢逸凡看来，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抒情和发泄不是特别好的事，除非是表达崇高的理想(比如中国的诗人常把个人悲伤与国家命运相连)。但西方价值观喜欢直言不讳，觉得这是一种美德，甚至西方文人喜欢用一种炫耀的方式表达，当作发泄。

　　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曾说：“通向罪恶的第一步是将无辜的行为笼罩在神秘之中，喜欢隐藏的人迟早会有隐藏的理由。”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也有一句：“人可以微笑，一再微笑，却仍是个恶棍。”从这些句子里可以感受到为什么西方人更喜欢比较直接的表达方式，也不太会羡慕隐藏自己感情的人。卢逸凡认为，这没什么对和错，只是文化上的区别，并不意味着中西方文学和艺术是相互割裂的。

　　一条“非破坏性”的创新发展之路

　　中法戏剧文化的交流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就已经开始。那时，法国人翻译了一些元杂剧的剧本，并用法语演出。同时，中国戏曲界也吸收了一些话剧现实主义的手法。

　　卢逸凡坦言，戏曲的传承如今确实处境不易，能够欣赏戏曲的人越来越少。他强调，保护和传承传统戏曲需要在这个时代寻找一条“非破坏性”的创新发展道路。西方话剧在进入当代和先锋话剧阶段后，失去了它的骨架，脱离了舞台的空间、演员和观众的关系及传统的表演艺术，本身它也在寻找更符合时代的表演形式。

　　20世纪30年代，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和程砚秋都曾赴西方考察，为改良京剧汲取了一些新的思路和方法。法国20世纪的戏剧家，如安托南·阿尔托等，也从东方的表演艺术中汲取了一些手法，推陈出新。卢逸凡认为，这就是文化交流的意义，“文化交流不仅仅是让一个国家的人认识另一个国家的表演艺术，更是一种丰富自己的经验、革新自己的艺术和文化的方法。”(完)

　　受访者简介：

　　卢逸凡(Ivan Ruviditch)，法国汉学家，戏剧导演，毕业于巴黎第七大学，曾在法国驻上海总领馆从事文化交流工作，曾任上海师大人文学院副教授，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副研究员。在中国生活十余年，2019年获上海市政府颁发的“白玉兰纪念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