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肖像·历史人物：清雍正朝重臣 云贵总督鄂尔泰

　　贵州肖像·历史人物：清雍正朝重臣 云贵总督鄂尔泰

　　鄂尔泰，清雍正朝重臣，云贵总督，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军机大臣，一等襄勤伯。

　　满洲大姓西林觉罗氏（冠汉姓鄂），字西林，号毅庵。生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满洲镶蓝旗人，世居汪钦（一作汪泰）。其祖辈于明朝末年即努尔哈赤建后金后投归，为世管佐领。祖父图彦突，官户部郎中；父亲鄂拜，为国子祭酒。鄂尔泰原配妻子瓜尔佳氏，早卒；续娶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迈柱女，生有六子二女。长子鄂容安，字休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进士，改庶吉士，官至两江总督，娶布政使博尔多之女。次子鄂实，官至左翼前锋统领，授参赞大臣，娶大学士高斌之女。三子鄂弼，充西安将军，官至四川总督，谥勤肃，人贤良祠，娶领侍卫内大臣哈达哈之女。四子鄂宁，举人，官云贵总督，娶内大臣海望之女。五子鄂圻，娶庄亲王允禄之女。六子鄂谟，娶迈柱之孙女。

　　鄂尔泰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入学，攻读四书五经，八岁开始作文，练习书法”，三十四年（1695年），考中秀才。三十八年（1699年），乡试中举，袭佐领世职，充任三等侍卫。五十五年（1716年），任内务府员外郎。雍正元年（1723年），任云南乡试副主考，“有政声，特别擢升江苏布政使”。“礼致能文士，录其诗文为《南邦黎献集》。以应得公使银买谷三万三千四百石有奇，分贮苏、松、常三府备赈贷。”曾经勘察太湖水利工程，准备上报朝廷，疏浚下游吴淞、白茆等处，因调任未办成。三年（1725年），迁任广西巡抚，改为云南巡抚，特命“以巡抚治总督事”。四年（1726年），任云贵总督，兼辖广西，向朝廷建议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改土归流”，实行废土司、设府县、置流官、住军队的改革，以加强中央对西南地区的统治。

　　六年（1728年），受会传康总督身份总理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军务，为清开国以来第一人。次年，加少保衔。十年（1732年），授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办理军机事。“叙定苗疆功，部议进世职一等精奇尼哈番，上特命投一等伯爵，世袭”。同年，因清政府在西北两路用兵，出任三边经略，赴陕甘前线督师，统略军务，大兴屯田，支持张广泗等镇压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十一年（1733年）后，先后充《八旗志》馆、《皇清文颖》馆总裁。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驾崩，与张廷玉等同受遗命辅政，总理事务。乾隆元年（1736年），钦点会试大总裁，充任编篆《三礼义疏》《农书》总裁。除大学士职务以外，兼经筵讲官，管翰林院掌院事，任国史馆、三礼馆、玉牒馆总裁。三年（1738年），兼议政大臣。六年（1741年），投军机大臣兼理侍卫内大臣，赐号襄勤。十年（1745年），以病请解任，加太傅。

　　鄂尔泰著有《西林奏议》《平蛮奏疏》和《西林遗稿》《朱批西林中堂未刻折》不分卷；撰有《高安朱公墓志铭》一卷；编辑《南邦黎献集》《文蔚堂全集》不分卷，《文蔚堂诗集》；参与编辑《钦定周官义疏四十八卷首一卷》《钦定中枢政考》《朱批谕旨》《钦定八旗则例》十二卷，《钦定军卫道里表》十八卷；参加翻译汉文典籍译《中庸（满汉合璧）》《孟子（满汉合璧）》《大学（满汉合璧）》；与张廷玉合纂《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一百五十九卷；主修（乾隆）《贵州通志》四十六卷、《云南通志》三十卷；与于敏中等增修《国朝宫史》三十六卷，参与纂修《八旗通志》二百五十卷；与张廷玉等注清世宗胤禛（雍正皇帝）撰《御制圆明园诗二卷》；与张廷玉等奉敕撰《词林典故》八卷及《明纲目前纪》。

　　乾隆十年（1745年）四月，鄂尔泰病逝京师，享年66岁。乾隆帝亲临丧所致祭，赐祭葬，谥文端，配享世宗（雍正皇帝）庙廷，人祀京师贤良祠。

　　从雍正四年（1726年）开始，清王朝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及湖南、湖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自上而下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即“改土归流”，旨在进一步铲除世袭土司势力，实行流官（即由中央政府派出官员）统治。时任云南巡抚兼总督云贵广西事务的鄂尔泰，朝廷上了一道《改土归流疏》，提出“云贵大患，无如苗蛮。安民必先制夷，欲治夷必先改土归流”的主张。

　　所谓改土归流，就是取消土司的建制和特权，在土司管辖的地方，建立府（州）县机构，由朝廷委派有一定任期的官员管理，统一朝廷的政令。先是，“贵州仲家苗为乱二十余年，巡抚石礼哈、提督马会伯请用兵，上未即许。巡抚何世璂疏言仲家苗药箭铦利，地势险阻，用兵不易，上即命世璂招抚，久未定，诏谘鄂尔泰”，故有鄂尔泰之奏折上书。土司制度在西南地区的存在，是一个历史遗留间题。从元朝开始，朝廷就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土司，委任土官管辖土著民族。土官有许多特权，职位世袭不变，朝廷不加干涉。更由于这些地区离中央政权很远，土官可以恣意横行，对土民任意使役，任意杀戮。此外，土司之间还经常发生征战，自相残杀。这些危害至清代，皇帝及朝廷了然于胸，但顾忌较多，且用兵耗财巨大，故不敢贸然行动。

　　雍正皇帝继位几年后，遂决心解决这个问题，鄂尔泰上奏正是时候，他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用兵，“穷究到底，杀一做百，使不敢再犯”“但能成事，实云贵永远之利也”。雍正皇帝相信鄂尔泰“才堪大用”，鄂尔泰也把改土归流的目的、意义、方法等筹划得详细缜密，雍正皇帝批准了鄂尔泰奏议，并正式委任他为云贵总督，全权处理改土归流事务。

　　鄂尔泰的改土归流波及云南、贵州、广西三省，甚至还影响到了四川、湖南及西北等地。大规模改土归流，对当时的贵州来说，主要是“开拓苗疆”。他受命后没有辜负雍正皇帝的厚望，于是年四月，率贵州巡折石礼哈、贵州提督马会伯，首先向贵州广顺长寨发兵，一个月后平定，“始设长寨厅（今长顺县）和长寨营”。“长寨仲苗，内结安顺十三枝、普定五枝，外通广西僮侬，实为盗薮”，土司态度都很凶横、官兵所到，主司皆挟众反抗。对此，鄂尔泰先是派人去告示、花红、进行招抚、毫无结果。

　　不得已大军即行进剿，土司及其蛊惑武装的土著居民终不敌而事平。鄂尔泰全面了解情况后，认真研究备省的特点，上奏雍正皇帝请求改土归流分轻重缓急实行，并采取“剿抚并用”的做法、主张让各地土司主动交出士地、印信，和平招抚，给子优待和赏赐，还授给新官职和土地。凡抗拒改革、甚至发动叛乱的，坚决用兵剿灭，并没收财产，将本人和家属迁徙到内地省份，另给田地房屋，安排生活。其主张得到雍正皇帝批准，各地改土归流逐步实行。三省势力较弱的土司，纷纷主动将土地、印信交出，原土司所属地方均改设府县，添设军事机构，并清查户口，丈量土地，建筑城池，设立学校。为了进一步巩固“改土归流”的成果，鄂尔秦还进行了一系列措施，处理善后。

　　鄂尔泰坚持除设置流官外，能用土官可以改为流官任用。自动缴印，要求改流的，鄂尔泰奏保举他们任守备、千总、把总等，并让其世袭。表现突出的，还奏表褒奖。对那些不习惯做流官，态度又好的土司，则奏请发给国库银两，为之安排善后生活，拨给田产，建造房屋，彻底消除他们的反抗情绪。对流官的派遣，鄂尔泰上奏必须派去有能力、肯吃苦、清正廉明者。他认真挑选州县长官，派去的第一批流官都很称职，对安定改流地区起到了积极作用。鄂尔泰为让改土归流地区人民休养生息，一律实行地丁钱粮制度，困难多、收成少的地方，减轻、减免赋税或给予救济，使这些地区尽快地恢复生产，还重新调配了土地，实行鼓励垦荒政策。

　　同时，鄂尔泰在改土归流区大力兴修水利，开发交通，如贵州就修浚了1200里的清江，300余里的都江“于是，湖南商船达都匀府城，广西商船达独山州三角屯”。并连续上奏朝廷，开辟贵西驿道、贵东驿道，，使之“转移间，而驿递、商民俱便矣”，“商民至今赖之”“邮递往返”有“水道康庄”之美称。

　　贵州改土中，有的土司又反复叛乱，并攻占已归流的古州、台拱，黄平，包围丹江、凯里。鄂尔泰随即挥师挺进，攻陷一个个塞垒，镇压一批敢于反抗的大小土司，很快便征服了永宁、永安、安顺、广顺、定番、镇宁等。贵州黔东南苗岭、清江、都江地区是贵州的著名苗疆，“周围三千余里，土塞一千六百余处，左有清江可达于楚，右有都江可达于粤，古州据中央群塞环于四周，地势险要。”鄂尔泰深感对这一地区改流难度更大，便找熟悉地形的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商量对策，召集贵州各镇总兵，分别进取。至雍正八年（1730年），平息黔东南各地苗民，实现该地区的政土归流。

　　贵州的“改土归流”成功，使贵州省的地方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行政区域也基本划定。加上早在雍正五年（1727年）改隶贵州的原四川所属遵义府，贵州增加土地面积三万余平方公里。另外，还将广西红水河、南盘江以北之地划入贵州，置永丰州（后改为贞丰州）；把广西的荔波、湖广的平溪、天柱、开泰、锦屏、玉屏、清溪也划归贵州管辖，今贵州的疆域基本形成。

　　贵州及云南等省“改土归流”的成功，结束了延绵数百年的土司制度，解除了千百万人民的苦痛，实现了多民族国家政策的统一。这一重要的地方行政制度改革，不仅关系到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而且对我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统一具有深远的意义。而对贵州的开疆辟土，鄂尔泰不遗余力，作出了重大贡献。从这一点来说鄂尔泰是值得称道的历史人物，故雍正皇帝对其称赞有加，赏赐特重，并曰：“鄂尔泰节制三省，历有年岁。于所属苗疆，悉心经理，使蛮夷向化，咸等乐土。古州生苗，自昔未归王化，鄂尔泰运筹调度，剿抚兼施，俾苗人德畏威，抒诚内向，疆域开拓，边境辑宁，数年以来，屡着非常功绩，其授一等伯，世袭罔替。”鄂尔泰在贵州“开辟苗疆”，从另一角度来说，有其维护封建统治的一面，故论者认为，鄂尔泰“要想百年无事，必须要开辟苗疆，使其没中央朝廷统治”的思想，得到雍正皇帝的支持，开始在贵州大举以武力进行“辟苗疆”。

　　在这个过理，鄂尔泰极端压迫贵州少数民族，大肆焚毁苗族村寨，屠系无辜百姓。其缴获的铁制兵器，铸成大铁柱、竖于贵州省城贵阳甲秀楼前、已记其功。所以，鄂尔泰对苗疆的用兵，就相当于在贵州各民族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各民族人民的起义也就比较频繁。贵州在乾嘉时期、咸同时期均发生各民族大起义，辩证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虽如此，但鄂尔秦仍不失雍正朝一代名臣，世人对其评价还是很中肯的。乾隆帝曾说到：当日鄂尔秦、田文镜、李卫皆督抚中为皇考（雍正皇帝）所最称许者，其实文镜不及李卫，李卫又不及鄂尔泰。《清史稿》主要编撰者赵尔巽说“庶政修举，字内乂安，（鄂尔泰）遂乃受遗命，侑大烝，可谓极心膂股肱之重矣”。

　　现代著名史学家萧一山说：乾隆初，诏以（鄂尔泰）身后配享太庙事，缮人遗诏，蒙眷深厚，一时煊赫。且屡降明旨，盛称高才丰功，誉为不世出之名臣。现代著名史学家白寿彝评价：“识大局，顾大体，是鄂尔泰一生的长处，虽然晚节有疵，但不影响他的大节。”（资料整理自《贵州二百历史名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