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五性 | 张杰：“创新性”为何是中华民族性格的重要部分？

　　中新社北京8月3日电 题：“创新性”为何是中华民族性格的重要部分？

　　——专访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院社会学系教授张杰

　　作者 韩禹 安英昭

　　编者按：

　　今年6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8月2日起，中新社“东西问”专栏特别推出“五性”系列策划，邀请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深入解读阐释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该系列共五篇，一天一篇。敬请垂注。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国先秦文献中的上古君王商汤，如此以“新”自我警醒。中华文明能够历经5000多年始终保持生机，正得益于血液里“求新”的民族禀赋。

　　中新社“东西问”近日专访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院社会学系教授张杰。他自1986年负笈美国，此后频频往来于中美进行国际学术文化交流。以独特视角观察三十余年来中国与海外华人创新发展成就，他认为，无数实例可以证明，创新一直是中华民族性格的重要部分；要改变西方殖民时代以来对中国“守旧落后”的东方主义想象，中国一方面要壮大实力，另一方面要加强沟通，改变东西方认知差异中的既有社会参照。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在中国先秦文献当中很早就出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做新民”等表述。在传统理念中，中华民族对创新持怎样的看法？

　　张杰：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创新一直是中华民族性格里的重要部分。中华民族一直在创新，五千多年来的文明积淀、当下社会的经济发展，都是在创新中进行的。创新是进步发展的动力，是中华民族的血液和灵魂。

　　“四大发明”这样的科技创新，佛教中国化这样的文化创新，以及文官制度等制度创新，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创新成就。

　　中新社记者：您从1986年到美国求学，此后频频往返于中美之间进行学术文化交流。从海外视角来看，中国三十年来有何创新举措让您印象深刻？

　　张杰：最令我感动的有三点，一是2006年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创新，极大造福了劳动群众，尤其是农民的幸福感随之增强。

　　第二，中国现在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创新。这一创举是现代化本质精髓与中国本国特点和文化基因的集大成者。实践检验下，中国的制度创新在过去四十多年中，推动了国家快速发展，给人民带来巨大福祉。我们作为海外的中国人，由衷感到鼓舞。

　　第三是微观层面的一例。目前社会医学领域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在全世界自杀率上涨的情况下，中国实现了自杀率急剧下降，对全球精神卫生和生命安全健康保护做了巨大贡献。除了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改善、社会思想的解放发展等宏观因素外，其实有无数基层的创新举措在发挥作用。十年前，我经人介绍到河北正定调研，发现一件让人耳目一新的事——当地的妇联组织村里的留守妇女举办很多活动，大家一起学习、座谈、唱歌跳舞，科普一些精神健康知识，在活动中互相给予社会支持，建设温暖的、让人有归属感的社群共同体。这在西方很难做到，因为中国有自上而下的组织系统。为了保护民众的生命和精神健康，中国的制度设计是可以做到这种创新的，而且做得非常好。

　　中新社记者：您在美国曾经担任过华人联谊会的会长，在美国华人社团广有声誉。就您在海外华人社团的经历，是否有海外华人的创新秉性让您感到为之一振？

　　张杰：我做过几年华人联谊会会长，现在仍然是华人联谊会的顾问，经常参加当地的华人活动。在美国近四十年，据我的观察经验，华人有很强的创新精神。

　　华人不像印度人、越南人那么抱团，但胜在每一个人都很强。在科技公司中，华人最能体现出创新能力：像优步(Uber)、脸书(Facebook)、亚马逊(Amazon)乃至特斯拉(Tesla)，这些顶尖公司里的技术发展，有很多华人的贡献。

　　仅以我所在的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院为例，其计算机系华人人才辈出，在科技领域取得很大成就。譬如百度的创始人李彦宏，正是从这里硕士毕业。还有从这里博士毕业的徐雷，他在无人驾驶领域做出很大创新。

　　中新社记者：长久以来，一种文化本质主义的观点认为，西方先发现代化国家更具创新精神，相较之下东方属于相对守旧的文明；另一种反殖民主义的批判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东方主义叙事。您认为哪种观点符合现实？中国现在应当如何面对这种现状？

　　张杰：这是话语权的问题，话语权是经济基础决定的。谁在经济上占优势，谁就在文化上占优势，就有话语权。中国现在虽然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话语权还在逐步匹配的过程中。

　　我曾基于中国文化思维特点、吸收西方社会学理论史而提出“社会参照论”，可借以理解此问题。社会参照论有四个命题：第一，认识建立在参照的基础上；第二，没有参照就没有认识；第三，改变参照就改变认识；第四，如果双方意见相左，多半是持不同的参照。

　　东西方在某些认识上的对立，包括对于创新精神的认识差异，关键是参照不一样。西方认为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唯一正确的，但中国人有自己的参照，中国人不认为那是唯一正确的。以各自背景为参照，就产生了这种矛盾。

　　西方一度认定中国落后守旧、没有创新，所以西方教科书很少讲中国的“四大发明”，不讲古代东方社会在技术发展、商业贸易、文化创新等方面对人类社会做的巨大贡献，也鲜少提及中国明代郑和下西洋这种和平的海上舰队。这就是西方话语的参照。

　　所以一方面，中国目前要争取话语权，其基础就是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实力，改变认知参照。另一方面，东西方文化一定要沟通，一定要互相了解对方的参照是什么，才能解决矛盾。

　　在美国的学者正是起这种作用。我在美国讲课或跟同事聊天时，都是努力做这种工作，把美国人不知道的中国事情告诉他，要改变他的参照。中国从哪里来的，过去怎样，现在经济发展是怎么来的……一定要给他们介绍。如今在我的学校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院，有一个中国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a Studies)，聚集了一大批爱好中国文化、欣赏中国经济发展、欣赏中国体制的美国教授。所以我认为交流非常重要，不能闭塞。文化沟通必须互相了解、互相走动。

　　中新社记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日前提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要命题。在缔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应怎样发挥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张杰：中国的现代化跟西方不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跟西方现代文明不同，这是中华民族文明基因决定的。我从社会理论的角度做一解析。

　　从社会学来看，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一个问题是社会与个体之间的矛盾。有些人认为社会比个体大，有些人认为个体比社会大。这一基本问题的回答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如学术派别的争论、社会政策的制定、治理模式的确立乃至文明发展的方向。典型体现之一，就是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争与左右政策摇摆。

　　中华民族在社会与个体之间试图取得一个相对平衡：中华民族高度注重个体，但个体并不比社会更大。中国实行的很多经济政策、政治政策、社会政策都是围绕着这个原则来进行的，是非常成功的，这也应该是中国社会进步、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中国社会创新的重要落脚点。

　　从国际社会看，中华文明高度自信，但同时并不认为自己高于其他文明乃至高于全世界。所以中国没有侵略性，不会欺负人，不霸占别人的土地。这是中华民族的一大特征。

　　解决社会和个体之间的矛盾，中国有自己的路。中国要以此为立足点去摸索、发展、创新，发现适于中华民族同时对世界有益的发展规律。(完)

　　受访者简介：

　　　　张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资深教授，布法罗州立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纽约州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现兼任中央财经大学特聘教授，原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及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