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贴商标的“抄作业”也算侵权

　　500余款无标仿品首饰1∶1复刻品牌设计，售价却不到正品的十分之一。检察机关在办案中精准划定著作权刑事保护边界，这起涉外首饰侵权案给所有仿品商家敲响警钟——

　　不贴商标的“抄作业”也算侵权

　　多达500余款的涉案仿制首饰，在轮廓造型、线条、纹路等方面几乎与国外时尚珠宝品牌APM Monaco(下称“APM”)公司原版首饰完全一样，甚至连产品包装都实现了1∶1复刻，令消费者难以区分真假。然而，这样的仿制首饰品，售价却不到正品的十分之一。

　　从民事和解后的屡罚不改，到转战线上的隐蔽售假，再到投资设厂的自产自销，这起涉外首饰著作权侵权案的彻底查办，既是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精准界定权利边界、严惩侵权犯罪的办案缩影，也为区域长效保护机制的构建沉淀了实践样本。今年8月，为进一步提升上海淮海新天地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1+4+N”涉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平台的快速响应与精准打击效能，一场政企圆桌会在新天地涉外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站召开，会议围绕深化平台作用，健全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案件会商、联合执法的闭环机制开展研讨。据悉，该平台的成立构建起“1个街道综治中心搭建平台”“4个部门专业力量支撑”“N个社会多元力量参与”的涉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将个案治理经验转化为系统保护能力，开启了司法、行政与社会多元力量协同护权的新模式。

　　屡罚不改：在红线边缘反复试探

　　“这家网店没有取得APM公司的授权，却长期在电商平台销售与品牌首饰品造型相同的仿品。”2023年6月，公安机关接到一条知识产权侵权举报线索，称该网店所售商品的售价远远低于正品市场价。经查，该网店系陈某借用朋友身份信息注册，由其实际经营。

　　随着调查的深入，证据显示这已不是陈某第一次实施侵权行为。早在2018年3月，陈某发现APM品牌市场热度较高、深受消费者的喜爱，便以其母亲名义在网络平台注册A网店，通过向档口同行调货等方式，从线下进货APM的仿制首饰在网店售卖。陈某交代说：“我一直关注APM的首饰新品上市情况，如果有销量好的款式，我就去进购仿品在网店销售。”

　　但好景不长，陈某的侵权行为很快被品牌方发现。他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首饰品被品牌方提起民事诉讼，2019年7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陈某赔偿对方3万元，承诺不再实施任何侵犯对方商标权的行为。

　　然而，在利益的驱动下，陈某很快食言。由于APM公司的首饰款式销量较好，有利可图，在终止经营A网店后，陈某调整了经营方案。“当时我换了个思路，卖无标仿品，就是和APM首饰品同样造型、但没有品牌标识的商品，我觉得这样可以规避被起诉的风险。”到案后，陈某如实交代。

　　于是在2020年，陈某再次借用他人名义开设B网店，专门售卖无标仿品。为吸引消费者购买，他从APM公司官网上截取了部分图片，用作自己网店的首页图及宣传主图，并在商品名称中刻意使用“A家”“PL.APM”等极易混淆的词汇，而商品描述的文字则使用“原厂数据开模”等话术，营造店内销售的首饰品与正品同源、品质过关的假象。

　　自2021年起，该店铺多次被APM公司投诉侵犯知识产权，电商平台经核查后，均判定陈某的店铺存在违规侵权行为。但陈某始终心存侥幸，仅仅下架了被投诉的部分款式，之后通过更改链接，在B网店继续销售与APM公司相同款式的各种首饰品。

　　2023年，他更是直接在某商场开起了档口，在线下进行销售。与此同时，他还安排妻子赖某、弟媳马某负责看管档口、担任线上销售平台客服，协助线上销售及发货。

　　步步“升级”：从“二道贩子”到自产自销

　　2023年11月，公安机关抓获陈某、马某、赖某，并在线下档口查获仿制APM公司首饰品2万余件，涉及首饰品款式500余款。经鉴定，送检的涉案首饰品在轮廓造型、线条、纹路、色彩及结构比例上，与APM公司的首饰品相同或基本相同。

　　2024年6月5日，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以陈某、马某、赖某涉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移送至黄浦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办案检察官立即开展全面审查，而随着审查的深入，陈某的一条微信聊天记录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我们在陈某的聊天记录中发现，他曾与某工厂对接，开模定制APM仿制首饰品。因此我们认为，陈某可能不仅仅是个‘二道贩子’，还极有可能涉嫌侵犯著作权罪。”办案检察官陈志鋆对记者说。

　　为查清全部犯罪事实，黄浦区检察院制发了补充侦查提纲，引导公安机关进一步查明陈某委托生产仿制首饰品的相关行为。通过系统梳理研判电子数据、检索关键词、分析资金流向、绘制人员关系图谱，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浮出水面。

　　2022年7月，为降低成本扩大收益，陈某租赁了一处办公场所，供王某(另案处理)经营首饰厂，并支付首饰厂的日常开支。他把需要仿制的APM公司首饰品同款款式图片、CAD数据、模型样板等提供给王某，并告诉他具体生产的数量。从使用模具注蜡成型到金属首饰品镶嵌、抛光等生产加工工序，都由首饰厂进行，之后再交给陈某销售。“我曾尝试过转型，但我改动和原创设计的首饰销量不好，没人买，得不到市场的认可。后来我也不折腾了，还是用APM的款式去工厂下单生产。”讯问时，陈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经查，2020年10月至案发，B网店共计销售400余款侵权首饰品，金额共计400余万元；2022年7月至案发，陈某向首饰厂下单定制侵权首饰品100余款，金额共计20余万元。案发当日现场扣押的侵权首饰品以标价计100余万元。

　　为设计“正名”：精准划定权利边界

　　涉案的APM公司首饰品均为无标仿品，即没有附着权利人的注册商标，这让案件在刑事定性上面临着一个前提问题：涉案的首饰品是否均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美术作品？涉案的每一款首饰品是否均具有独创性？能否进行著作权刑事保护？

　　针对案件的核心争议点，办案检察官开展了细致的审查工作。一方面，检察官严格审查APM公司提交的涉案首饰品的产品目录、作品登记证书附图等，并与辩护人提交的其他珠宝品牌相似款式图片进行比对，确认涉案首饰品款式在元素选取、构图设计、框架比例、编排组合、色彩搭配等方面，存在可被客观识别的创作差异，能够体现出作者个性化的选择与判断。

　　另一方面，检察官通过走访询问，深入了解涉案首饰品制作的全过程。“经审查，我们最终明确首饰品经过创意设计、手绘修改、工艺研发、母板制作、往返打磨等多个环节，每一步都留下了设计师的原创创作痕迹，能够体现设计者独特的美感和巧思，具备美术作品的独创性，应当受到我国著作权法保护。”陈志鋆介绍，多款首饰品即使源于同一元素，但因设计者的创意及制作方式不同，会衍生出截然不同美感的款式，在共同元素的基础上创作产生了新的艺术价值，其个体差异性应当受到独立保护。

　　综合全案证据，检察机关认为，陈某、马某、赖某以营利为目的，销售明知是侵犯他人著作权的侵权复制品，应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通过全面追查生产、销售环节的参与者和帮助者，检察机关查明了陈某与他人共同开设工厂、生产“无标仿品”用于销售的犯罪事实，追加认定陈某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公安机关先后抓获涉案工厂厂长、仿制首饰品供应商、协助销售及生产的骨干人员等，予以全链条打击。同时，检察机关坚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综合考虑各成员的参与程度、认罪认罚等因素分层分类处理，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2025年11月27日，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295万元；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分别判处马某、赖某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各并处罚金3万元。如今判决已生效。

　　“本案中，案件权利人为外资企业，我们在办案过程中坚持依法平等保护中外权利人知识产权。”据陈志鋆介绍，办案过程中，他们通过及时告知诉讼权利义务、充分听取权利人意见和诉求、开展落实追赃挽损等工作，平等保障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不止于办案：以检察之力守护创新生态

　　一宗案件的公正判决，可以震慑一批违法者；一套长效机制的建立，则能守护一个产业的创新活力。在这起涉外首饰侵权案尘埃落定后，黄浦区检察院把办案中沉淀的实践经验转化为服务区域发展的制度成果，推动知识产权保护从个案惩治向全链条系统治理升级。

　　“黄浦区正全力推进国际珠宝时尚功能区建设，我院立足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职能，主动融入区域发展战略，在保护珠宝首饰设计版权、商标品牌等核心权益上持续发力。”黄浦区检察院金融和知识产权检察部主任潘筠告诉记者，该院主动对接辖区珠宝企业，通过实地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形式，“面对面”倾听企业心声，深入了解其在原创版权保护、侵权取证维权、知识产权风险防控等领域的法律难题与现实需求。同时，常态化开展庭审观摩、送法进企业等特色活动，通过“沉浸式”普法，让公平正义更加可感可触可见。

　　“这次活动让我们感受到检察机关在涉外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专业精神和责任担当，作为在华外企，我们感觉在这里创业、投资和经营很安心。”在参加该院组织的庭审观摩活动后，一位外企代表在交流座谈中这样表示。

　　针对行业的痛点难点，黄浦区检察院于今年发布《关于服务保障上海国际珠宝时尚功能区知识产权的若干措施》《珠宝时尚创意设计版权保护专项措施》，并制定侵犯首饰品著作权案件的证据审查指引，严厉打击抄袭、盗版、仿冒等侵权行为，通过创新协同保护模式，把定制化、专业化的法治服务送到企业身边。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全方位守护设计师和企业的原创成果，将知识产权保护全面融入区域发展体系。”潘筠表示，他们将通过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让法治成为吸引全球要素、汇聚创新资源的强大磁场，有力护航区域创新发展，为上海打造国际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更具示范性的基层实践。

　　（检察日报 本报全媒体记者 潘志凡 通讯员 吴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