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倪培民：如何从“功夫”角度诠释儒家思想？

　　中新社旧金山9月22日电 题：如何从“功夫”角度诠释儒家思想？

　　——专访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倪培民

　　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了贡献。儒家思想也可从“功夫”的角度诠释。怎样帮助西方人更好理解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如何更好地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倪培民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探讨上述话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请谈谈您的哲学学习和研究之路。

　　倪培民：我最初进入哲学领域可说是“为生活所迫”。小学五年级时，“文革”开始，社会的动荡和家庭受到的冲击，使我陷入迷茫。中学毕业后，我在工作中因高压触电双手致残，差点丢了性命，使我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上下求索”。幸运的是，那时我有缘结识了曾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后来成为上海《社会科学》杂志主编的刘潼福先生。在他的引导下，我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所有能到手的哲学著作，做了大量笔记、卡片。恢复高考后，我报考的志愿选项里，全都是“哲学”。

　　我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用功最多的，除了马克思主义，便是古希腊和近代西欧哲学，因为古希腊是西方哲学的源头，而近代西欧是世界进入现代的转折点，我希望于此寻找摆脱困惑的思想资源。

　　有意思的是，我是在去美国留学后才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价值。我的博士学位导师柯普曼(Joel J. Kupperman)教授对东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在我读博期间，他先让我在他的东方哲学课程里担任助教，接下来又要求我独立给美国的本科生讲授中国哲学。这就迫使我重新认真阅读《论语》《孟子》《道德经》《庄子》《坛经》等中华经典，思考如何用英语准确地表达其含义。这个过程使我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智慧有了全新的感受。也逐渐走上了中西比较哲学的道路。后来我发现，与我同时代出国学习哲学的人，几乎都先后转向了中西比较哲学。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中新社记者：如何从“功夫”角度诠释儒家思想？通过“功夫”，您的西方学生是否更容易接受儒家思想？

　　倪培民：我认为儒学本质上是一个功夫体系，我近三十年的学术研究也确实以从“功夫”的角度来系统地诠释儒家思想为主。相比于当今流行的其他诠释框架，如心性儒学、政治儒学、生活儒学、自由儒学、情感儒学、进步儒学等，我认为“功夫”更准确抓住了儒学的核心，也更能统合儒学本身的各个维度。只是我所做的不只是提供一种对儒学的诠释，也是一种功夫哲学的建构。

　　由于武打电影在世界普及，“功夫”这个词可说是世人皆知。我把“功夫”定义为“生活的艺术”。在中国传统哲学里，功夫通常被用来特指有关心性修炼的学问。但在日常用语乃至儒学中，它也不仅仅是指心性的修炼，而是泛指各种生活的艺术。作为生活的艺术，功夫的实践和对它的思考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不只中国才有，但对生活艺术的追求是中国传统思想关注的核心。功夫不是可单纯“采用”的方法或者“遵循”的道，它要求主体进行修炼践行，成为具备德性、功力、才艺的艺术家，并且从功效(善与美)来反复检验与完善其功法。

　　把“功夫”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能够很好地弥补西方哲学因理论理性的偏执而造成的对如实践、技艺、情感、信仰、修身等的遮蔽。从“功夫”的角度诠释儒家思想，首先意味着把儒家学说当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夫指导，而不是描述世界的理论系统；其次意味着儒家学说的最终目的在于达到艺术人生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对人生作出道德约束；再次意味着儒家经典中的许多言语需要从语用的角度去解读，而不是只看字面的意思；最后更意味着儒家经典的内容不只是“口耳之学”，必须要通过修身实践才能充分理解。也只有把所学的知识“体身”化，变成身体的倾向性，才算真“知”。

　　将儒家学问作为一种功夫体系来解读，并不等于说它无法从哲学上来理解。恰恰相反，正是通过它的功夫特点，儒家学说的独特哲学价值可以得到充分显示。前面所概括的四个方面，都可引出许多哲学上的深刻启示，在解构有余建构不足的后现代哲学时代，能够凸显儒家哲学的建设性价值，弥补西方哲学长期以来对主体本身之修炼转化的忽略。

　　功夫的视角确实可以帮助西方学生更容易把握儒家思想的实质。关键是它给了学生一个根本启示，认识到自己面对的不只是外向的选择，也要有内在的修炼转化。西方的人文教育通常称为“liberal education”，其字面的含义是“自由教育”。这个名称的一个潜在问题是，容易使人仅仅把自己看作自由意志的主体，接受教育无非是拓宽自由选择的可能性。功夫视角使他们意识到需要“学以成人”。

　　中新社记者：在教学和翻译实践中，您还有哪些方法帮助西方学生和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哲学？

　　倪培民：西方学生和读者在理解中国哲学时会有语言和文化上的隔阂。有人因此认为西方人没法理解中国哲学，这完全不符合事实。西方有不少非常优秀的中国哲学学者。人类有共同的生活体验和思维能力，这是西方人理解中国哲学的基础。中国哲学本身就建立在对生活的领悟上。方法对了，会让这个理解的过程更加顺畅。

　　我的体会是，指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同的“功夫”取向，有利于西方人跳出西方主流哲学的框架，按照中国哲学本身的特点来理解中国哲学。这个方法可以称作“换眼镜”。一个人不可能不带任何视角地看问题，就像戴眼镜，戴上不同的眼镜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其次是“照镜子”，就是东西方对比。通过对比可以让学生看到区别，激发思考。这不仅是教中国哲学的有效方法，我在教西方哲学课程时也会加入中国哲学的内容来帮助学生更清楚地理解他们自己的传统。比如古希腊把理性思维看作人的本质特征，而儒家把道德情感看作人的本质特征，这样的对比可以对两方面的理解都更加深入。

　　另一个有效的方法是“解压缩”，就是剥茧抽丝地分析、引申，让文本中蕴含的可能性尽量展开。这对中国传统经典的阅读和翻译尤其必要，因为中国传统经典中的许多表述非常简约，而且往往有歧义，但蕴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可以从分析引申中得到许多的启发。我前几年发表了一个《论语》的新英译本，此书的一个特点就是在译文中尽量保留原文中的模糊性，然后在注解中列举出一些重要的不同解读，并做一些启发性的分析引申。

　　还有一个关键的方法是“联系实际”——与现实世界的状况联系，与人的实践生活联系，让学生和读者认识到他们所学的东西是与现实生活有关的，认识到这样的学习不只是增加一点知识，而且是可以得益于此的。我不否认纯学术研究的价值，但对一般的西方学生和读者而言，现实价值是引起他们兴趣的根本，更何况中国哲学的许多内容本身就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也是需要在践行中才能真正理解。

　　中新社记者：中国哲学如何更好地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倪培民：要更好地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其前提是“声音”本身的价值。中国哲学要更好地发声，最根本的就是对中国哲学本身进行梳理，揭示其中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对其做出现代的诠释。这需要发声者自己对中国哲学有深刻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做搬运工。

　　同时，要很好地“发声”，也需要认真地“倾听”，了解受众对象的语言和文化背景，能够用对方容易听懂的语言和方式去介绍。能够在世界上有效地传播中国哲学的学者，通常是能出入东西古今的。我觉得最有效的传播途径是双向交流，而不是单向输出。在教学当中，学生学得最好的时候常常是在课堂讨论的阶段；做学术报告时，给人印象最深的，也往往是在读完论文以后的问答环节。

　　其实，在经过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以后，西方哲学很需要有新的建构资源。从交流对话、学习和探讨的心态出发，真正与“他者”发生互动、碰撞，中国哲学肯定会成为世界哲学领域的一名要角。与此同时，中国哲学也会迎来自身的现代转化。(完)

　　受访者简介：

　　倪培民，1954年生于上海，先后获复旦大学哲学学士、西方近代哲学硕士学位以及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典哲学、儒学、比较哲学、西欧近代哲学、科学哲学、认识论、语言哲学以及伦理学，尤其专注于儒家功夫哲学研究。出版《论孔子》《论里德》《笔墨哲思游》《孔子论语理解—论语的新英文译注》《孔子——人能弘道》《儒家功夫哲学论》等中、英文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