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肖像·历史人物：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驱王伯群

　　贵州肖像·历史人物：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驱王伯群

　　王伯群，反袁护法运动主要参加者、领导者之一，南京国民政府首任交通部部长，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创办人。名文选，字伯群，以字行。生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贵州兴义县下五屯镇景家屯人。祖籍江西，入黔始祖王玺，在明初朱元璋“调北征南”战役中，随定南侯景双鼎进入贵州。景双鼎率军攻克今黔西南一带，屯兵黄草坝（现兴义市中心黄草坝镇）。卸职后，选中兴义南郊一块山间槽地“筑屋置地，安度晚年”，兴义“景家屯”因此而得名，至今，景家屯仍有景侯爷墓。王玺也之落户景家屯，是为景家屯王氏，遂家焉。至王伯群父亲王起元这一代，修建了王氏庄园，约在太平军进入贵州那段时间，王起元“集练乡团，筑固防守，闾里籍以自保”。王伯群生母刘显屏，为刘官礼长女，刘显世的胞姐，生有王伯群及其弟王文华。王伯群家与刘显世、何应钦为兴义三大家族，因姻亲而联系在一起。民国20年（1931年），王伯群与保志宁在上海沪西徐园结婚，婚后居所为愚园路王伯群私邸。生有一子四女子王德辅，最小的女儿叫王德龄，后均移居美国。

　　资料图：位于贵阳市南横街片区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王伯群故居）。　瞿宏伦 摄

　　王伯群少年时就读兴义笔山书院，学习《易经》《尚书》，又学阳明学、四书等。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时，其父去世，师从姚茫父、范舆、徐叔群，攻读《孟子》《左传》和数理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贵州巡抚沈瑜庆选派第一批赴日本留学生，王伯群由兴义县选派为公费生，即赴日本。先入宏文学院政治经济科，后入中央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再入中央研究院深造。

　　留日期间，结识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革命活动。其后又结识了被清政府追捕逃往日本的章太炎、梁启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王伯群回国，在上海加入章太炎、程德全组织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发展革命势力。应章太炎之邀，大共和日报》报社经理。后梁启超在北京组织进步党，王伯群任进步党干事。民国2年（1913年），王伯群离京回到贵州，任贵州护军使署参赞。民国4年（1915年）10月下旬，王伯群前往天津，参加蔡锷召开的反袁会议，会后回到云、贵。是年12月，护中国军队政府在云南成立，通电反袁。民国5年（1916年），贵州宣布独立，王伯群任贵州督军府总参赞及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等职。民国6年（1917年），北洋政府任命王伯群为贵州黔中道尹。民国7年（1918年），王伯群参加广州护法军政府，以广州护法军府议和代表身份赴上海出席议和会议。民国9年（1920年），王伯群孙中山回粤，恢复军政府，在广州任大总统府参议兼军政府交通部长。民国10年（1921年）3月，王伯群被任为贵州省长，未到任。民国13年（1924年），孙中山倡议南北协商，和平统一，王伯群随同孙中山北上，奔走各方。是年，王伯群在上海创办大夏大学，任董事长，后任校长。

　　民国14年（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回上海继续活动。民国15年（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王伯群出任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民国16年（1927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王伯群任政治会议委员、交通部长兼交通大学校长及招商局监督。民国21年（1932年），王伯群辞去交通部长职。抗战军兴，多所大学内迁，大夏大学也于民国29年（1940年）迁到贵阳。民国32年（1943年），王伯群当选国民政府委员，连任中央执行委员、国史馆筹备委员。抗战期间，王伯群在贵州极力筹办实业，先后发起组建永仁两岸川盐运销处、聚康银行、聚康公司、利民公司等。

　　民国33年（1944年）12月20日，王伯群因胃溃疡病逝于重庆陆军院，享年60岁。归葬重庆嘉陵江边猫儿石处永安公墓，为石头水泥墓，面对嘉陵江，碑文阴刻仿宋体“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二月吉立、中央委员民国政府委员显考王公讳伯群之墓“等字样。民国政府于民国34年（1945年）1月25日发表褒扬令：“国民政府委员王伯群，性行端谨，学识宏通。自讨袁护法诸役，无不奔走策勉，克襄大业。首都奠定，入掌交通，规划设施务臻完善。溯后息赞枢府，献替尤多。比岁殚心教育，为国储才，学府西迁，备极劳瘁，国难未已，依畀实深，遽用溘逝，易胜轸悼，应予明令褒扬。生平事迹，存备宣诸国史馆，以彰忠荩，此令。”遗著有《交通事业改革方案》《电政设施三年计划》《航政建设纲要》《伯群文集》等。

　　民国元年（1912年），王伯群离京回到贵州，任贵州护军使署参赞。民国3年（1914年）3月，王伯群以贵州议员身份参加北京约法会议回到贵州后，开始积极从事反对袁世凯活动。先是，民国建立后，贵州虽然改革了旧的巡防营军制，另建新军，但仅有王文华任团长的黔军第1团，难以担负重任。故王伯群从北京回来，即向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建议黔军扩建6个团，得到刘显世认可。王伯群又建议多方延揽军事人才，并与时任该团团副卢焘见面，将贵州扩军目的及反袁密谋告诉卢焘，卢焘即发函昆明召集在云南讲武堂同学李雁宾、胡瑛、范石生、洪鹤年、朱泽民、杨复光等10余人相继入黔，为扩军作军事干部准备。

　　是年底，由贵州护军使署通令各县招兵，将巡防营的3个营官兵编入新军。至次年春，6个团建成。民国4年（1915年）4月，为了培训基层干部，又成立模范营，由卢焘任营长，分期分批培训下级干部。后模范营全体学员分配到各团充任连、排长，黔军素得以提高，成为后来护国战争获胜的骨干力量。由于扩建6个团，军饷、给养、武器装备等开支增大，财政困难益增。王伯群建议刘显世由财政厅以税收向银行作抵押，发行黔币200万元，缓解了财政困境，又解决了扩军费用。10月下旬，王伯群应蔡锷、梁启超之邀赴天津谋划反袁大计。此次会议确定了滇、黔反袁武装起义的方案，决定在袁世凯称帝时云南即宣告独立，1个月后贵州响应、两月后广西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夺下四川，以广西之力平广东，约3个月后会师湖北、定中原。会后，王伯群带着梁启超亲笔草拟的滇、黔两省起义时发布的通电、檄文稿《云南致北京警告电》《云南致北京最后通通牒》《云南宣布独立电》《贵州宣布独立、滇黔共同讨袁电》《云贵致各省通电》《云贵檄告全国文》等经香港、越南先回滇黔，作起义准备和策动贵州起义；梁启超负责策动广西，薛锷负责策动云南。是年12月，袁世凯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步伐，组成“筹安会”，通今各省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投票决定国体，恢复帝制。12月12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登极”，受百官朝贺。14日，王伯群辗转到达昆明，将天津会议情况告唐继尧，但唐迟疑不决。17日，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等也到了昆明，与王相见，共同促唐反袁。19日，蔡锷几经周折亦抵达昆明。

　　此时，云南军民反袁情绪高涨，起义时机已经成熟。蔡锷、唐继尧随即主持召开起义军事会议，王伯群、戴戡、李烈钧等及已举行三次反袁秘密会议的云南中下级军官代表参加。贵州方面，王文华派李雁宾出席会议。次日，王伯群、戴戡、李雁宾代表贵州参加歃血为盟的宣誓。23日，云南向北洋政府发出警告电，25日，通电全国云南独立，宣告成立中华民国护中国军队政府，誓师讨袁。

　　云南虽已宣布独立，出兵讨袁，而贵州执政当局却迟疑不决。刘显世一面向袁世凯表白，一面劝阻护中国军队入贵州，还派其堂兄刘显潜新成立的4个巡防营布防于威宁、水城、盘县一带，以防堵护中国军队取道贵州入川。

　　王伯群先后到兴义、贵阳，向刘显潜、刘显世兄弟陈述护国大义，希望他们停止对护中国军队的敌对行动；应护国反袁，迅速发兵，拒袁军于省外。民国5年（1916年）1月25日，刘显世召开军事会议，王伯群、戴戡、王文华等说服了反对派，达成了共识。27日，贵州宣布独立。为解决护国黔军军饷困难，王向刘显世建议，中国银行贵阳分行与北洋政府脱离关系，下令向该行借款30万元交财政厅作发军饷之用，以解护国黔军的燃眉之急，从而促使资州护国战争拉开序幕。黔军分别戴戡、王文华的率领下出兵川、湘、鄂，王伯群即任贵州督军府总参赛及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等职。

　　民国5年（1916年）3月，袁世凯在全国一片讨袁声中被迫退位，6月6日身亡。民国6年至民国7年（1917年至1918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联合西南军阀独裁统治的斗争，又称护法战争。王伯群来到广州，参加护法军政府，以广州护法军政府议和代表身份赴上海出席议和会议。民国8年（1919年），王伯群与其弟王文华为使南方政府调兵方便，建议修筑柳州到重庆铁路，事前并得到刘显世认可，王代表资州与外商签了合同。但到正式签约时，贵州省议会对铁路建成10年后的收益分配提出质疑，以筑路之外的借款事前没有协商为由，反对签约，建铁路之事未成。时以王文华为首的贵州少壮派军人以军队粮饷被扣进行兵变，逼迫省财政张张协陆公布收支账目，张协陆自杀。民国9年（1920年），护法战争结束后，王伯群跟随孙中山回到广东，恢复军政府，任大总统府参议兼军政府交通部长。

　　民国10年（1921年）3月，王伯群弟王文华于上海被刺身亡。不久，王伯群被任为贵州省省长。但因袁祖铭“定黔军”已入据贵阳，他行至铜仁，未到任即与窦居仁转赴上海，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即随同孙中山北址，奔走各方，倡议南北协商，和平统一。民国15年（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王伯群出任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

　　次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王伯群任政治会议委员、交通部长兼交通大学校长及招商局监督。时因军阀混战，连年兵祸，各项交通事业百废待兴。王伯群上任后，拟定了交通事业革新方案，主张振兴铁路，统一邮政，创办航空，发展电讯，整顿交通教育，并拟定了具体办法。在任中身体力行，致力于交通改革，发展民族交通事业，多有建树。在其任上，国民政府收回自由外人主持之财政，免去法国人铁士兰邮政总办职；建立财政储金汇业局和真如国际大电台；取消外国人在国内设立的电信营业局，设立国际电信局；开设南京、上海、武汉、青岛等地自动电话；将建设委员会在各地所设之无线电台收归交通部统一管理；接收英国人所设烟台、威海卫水线收发处；将招商局收归国有；恢复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停正海关、海乡的航空管理局，创设航政局接管其事，推行新政；设立沪、蓉航空管理处，开通定期航班，并与美商合办中国航空公司，与德商合办欧亚航空公司；订立重要交通法律、法规。是时，航空方面已有一定系统，完成立法程序。而电信条例、财政汇兑国立法及邮政储金法已颁布施行。

　　民国13年（1924年），厦门大学发生学潮，该校部分教授及学生来到上海，无学校可读，求助于王伯群。他与前厦门大学教授欧元怀、王毓祥等协商，决定创办一所大学收容学生。王伯群先捐2000银元作开办费。邀请知名人士马君武、吴雅晖等7人组成校董会，王被推选为董事长，聘马君武（德国柏林大学化学博士）任校长，校名定为“大夏大学”（即现华东师范大学前身。1951年10月16日，在大夏大学原址上，以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为基础，调进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等高校的部分系科，创办了华东师范师大），为“光大华夏”之意。临时租宜昌路115号为校舍，当年6月1日开学。王伯群手订“三苦精神”（职工苦干、教授苦教、学生苦读）、“师生合作”及“自强不息”作为校训。民国16年（1927年），马君武因筹备广西大学辞去大夏校长职，王伯群任校长，欧元怀任副校长。大夏大学创办之初，因无固定校址，租房作为室。

　　民国18年（1929年）春，学校学生已逾千人，租房已不能容纳，王慨然捐出白银7万两，贷款30多万元，于次年在中山北路梵皇渡建成占地300亩校舍，包括教学大楼、大礼堂、理科实验室、图书馆、体育馆、医疗室、疗养院、教职员宿舍、男女生宿舍、饭厅、浴室等建筑群及一条蜿蜒秀丽的校河等。在当时上海40多所私立大学中，以建筑宏伟，环境优美称。

　　抗日成争开始，大夏大学一度与复旦大学合并成为联合大学，一设庐山，称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一设贵阳，称第二联合大学。庐山联大以原师生为主，贵阳联大以原大夏师生为主。后庐山联大迁重庆，与贵阳相距不远，遂解除联合，恢复原校名。大夏大学迁到贵阳后，借次南门外讲武堂营旧址上课。民国29年（1940年），王多方劝募，择定于贵阳城郊花溪辟地1000余亩为固定校址。民国31年（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拟将大夏大学与贵州农工学院合并，改名为国立贵州大学，引起大夏师生强烈抗议。王当即赴渝奔走各方，商诸各校董，要求教育部收回成命，终得维持大夏大学体制不变。民国33年（1944年），日军窜扰黔南，王伯群安排大夏全体师生迁往贵州赤水。大夏大学在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原址。民国35年（1946年），大夏大学校董会提议，为了纪念王伯群校长，就在原校丽娃河畔建“思群堂”。

　　至今，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园里依然保存着这栋建筑。2015年，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编撰出版《王伯群与大夏大学》，通过解密王伯群执掌大夏大学馆藏原始档案，呈现民国时期这所著私立大学发展历程，全面发掘王伯群对大夏大学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贡献。是书主要包括王伯群生平述要、与大夏大学关系之编年纪事，王伯群创建、经营大夏大学的各种活动记录、讲话、书信、公文往来等内容。（资料整理自《贵州二百历史名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