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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文化沙漠”？

　　中新社记者曾平

　　荟萃东西文化的香港，坐拥地理优势和“一国两制”制度红利，但坊间却时有声音称之为“文化沙漠”。这座被寄予厚望的城市应怎样承担起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新使命？又该如何兼容并蓄发挥自身软实力？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香港分会主席、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首任主任郑培凯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就此作深入解读。

2021年10月，香港文化行巡回展览在沈阳展出。中新社发黄金昆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香港作为荟萃东西文化之地，其社会生态有何文化特点？“文化沙漠”之说是否站得住脚？

　　郑培凯：香港过去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不会特别强调东西文化交流，英国殖民者高高在上，整个精英层跟着英国人和英国文化走。一般老百姓的文化不太受重视，所以中华传统文化在香港长期以来只在比较大众化和群众化的层次延续，并且其发展和传播相较英国统治的文化要弱得多。再加上100多年来，香港以发展经济为主，时常被说成“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因而有些人称之为“文化沙漠”。这个说法有其历史背景和道理，在英国统治下，香港对于中华文化发展而言是个“文化沙漠”。

　　但不应忘记，香港也曾聚集许多非常优秀的文化人。这与历史上中国内地的政治社会大变动有关，不少文化精英逃到香港避难。他们各有特长与特识，能够思考和发展一些另类的文化问题。从此意义上讲，香港又是卧虎藏龙之地。20世纪50年代后，香港有些从内地过来的“南来文人”与学者，帮助香港新闻界和文化思想界蓬勃发展，学术界更发扬中华文化传统，出现了新儒家。这批人在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可以说，香港是“在沙漠中有绿洲”。香港出现“文化绿洲”虽是个别现象，但长远而言，在历史上也很重要。再者，香港在整个亚洲而言，社会状况相对稳定，这有利于中西文化的融合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在历史演变中，有机会在香港繁衍和发展出新的因素。

2018年香港书展上，观众观看张爱玲生平介绍、著作、手稿。张爱玲等一大批“南来文人”在香港浇灌出“文化绿洲”。中新社记者张炜摄

　　中新社记者：西九文化区承载着香港怎样的文化愿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未来扮演什么角色？

　　郑培凯：香港回归20多年来，特区政府要在政治上保持稳定，经济上继续繁荣，没有容出时间来考虑文化艺术发展。现在应从更基础的教育层面入手，不能让香港的“文化绿洲”越来越小。近年大家对文化艺术的关心有所增加，这是很好的现象。西九文化区需要发挥东西文化交汇的作用，要把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点和西方文化留存在港的优点，互补之后相辅相成地发展。建基于这两个基础，香港的确能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西九文化区的重点是弘扬文化传统的精粹，发展出融合中西的精英文化。为什么中华传统文化到了21世纪还可以再蓬勃发展？这需要许多人的思考和努力，并非口头空讲国际化就能够达成。过去有些人可能对世界不同文明的发展认识不清，接触了英国优秀的精英文化，就觉得这才是世界文化的前瞻和潮流，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不屑一顾。长远而言，这是过去香港精英层思维意识中最不利于文化艺术发展的弱点。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不只是在香港这个东西文化荟萃之地展示中国过去的辉煌，更应提醒参观者从中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审美境界，进而思索如何弘扬发展，更上一层楼。故宫很多展品是从宋元明清时期留下来的，那是几百上千年前就展示的艺术精华。看见这些优秀藏品，生活在21世纪的现代人应该思考，如何联系传统和现代，进而发展未来，以及我们在文化艺术方面能留下些什么，不愧于这个伟大的传统。

建设中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中新社记者张炜摄

　　中新社记者：如何看待香港影视歌等流行文化的影响力？其在香港文化艺术事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什么作用？

　　郑培凯：19世纪西方刚出现印象派时，没有人重视，甚至被贬低，但在一两百年后，人们知道印象派有重要艺术价值，只是当时的人们固蔽于守旧的观念，对于有创新能力的文化艺术不是太理解。所以发展文化艺术，我们要尽量为其创造空间，让其发挥想象带领我们往前走，这是发展文化艺术的脉络。

　　香港流行文化的影响很大，通俗文化尤其影视文化，基本上是看市场的，虽然有一些庸俗产品，但也有别具匠心的杰作。只要不压制其发展，在市场引导下，政府无需过多投放资源和精力。但文化发展有很多层次，如果只着眼经济收益，发展通俗文化也将产生严重问题。长远的文化发展，需要许多人精心投入，也需要社会的慧眼支持，不能只看重眼前有没有收益可图。

　　香港可以在文化艺术发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因为她接触西方文化广且深，同时又有中国的底蕴。许多人都期望香港能够将中华传统文化里的精华以香港的特性发挥出来。这需要我们这些生活在香港的人们好好努力。

香港街头的有轨电车。中新社记者李志华摄

　　中新社记者：中华传统文化在香港的传承情况如何？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有哪些基础和优势？未来的挑战和机遇何在？

　　郑培凯：中华传统文化在香港的发展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由于英国殖民统治，中华传统文化在香港精英层面的发展较弱。那些文化人士多是比较游离和孤立的，其爱好和信仰的文化艺术，在过去很难有所拓展，变成引领文化发展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大多数生活在香港的都是中国人，其日常生活的文化传统是中国式的，特别是承续了岭南文化的风俗习惯。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保留了许多中华传统文化的习俗和特色。总而言之，香港精英阶层和普通阶层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方面是不同的，未来必须要连在一起，前者要更接地气，后者要有所提升。香港的优势在于同时拥有国际化环境和岭南文化的基础，相信未来会有更好的发展。

2021年6月，香港艺术馆举行“南岭之南──馆藏广东绘画选”展览，展示岭南地区画家群体及作品对香港早期绘画的影响。中新社记者李志华摄

　　中新社记者：持份者如何更好地为香港发展文化艺术事业出力，发挥“东方之珠”的软实力？

　　郑培凯：首先要认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香港一般人知道的传统，只是最朴素、基础的部分，不足以实现文化复兴和创新。人文学者不应一心只想着在国际上发表论文，以西方思维标准来评定中国文化艺术的方向。西方文化艺术的精粹应成为我们的借鉴和可以吸收的养料，为我所用，而不是倒过来，一切模仿西方，亦步亦趋。

　　生活在香港，就要利用好这个机遇，以自身角度发挥所长，融合东西文化，创造出新的东西来。具体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应尽其所能，添一块砖、加一片瓦。其他领域的精英也要心怀人类的前景，努力从历史的长远角度，广泛吸收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投入自身的专长领域。特区政府也应有更宽广的心态和长远的眼光，时常思考文化艺术发展问题，并为此提供更好的环境和资源。

　　受访者简介：

　　郑培凯，山东日照人，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在美国留学期间，主要钻研明代以后的历史，比较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曾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耶鲁大学、佩斯大学、台湾大学等。1998年在香港城市大学创办中国文化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及教授。同时兼任香港艺术发展局、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顾问、民政事务局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委员、港台文化合作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中国文化客座教授、逢甲大学特约讲座教授等职。

　　郑培凯研究范畴包括中国文化意识史，涉及艺术思维、艺术创作、艺术欣赏、评论与文化思维的关系和文化美学等。文艺创作以现代诗及散文为主。现今主要负责的研究专案有：二十世纪昆曲传承、陶瓷下西洋、茶与中国文化、经典翻译与文化思维等。

责任编辑：万纪玮